福建有个乡村。30多年来，从无公路、无自来水、无电灯照明、 无财政收入、无政府办公场所的“五无乡”，变成商铺云集、游人如织的“中国乡村旅游示范村”，农民人均纯收入翻了70余倍，它就是——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。

7月20日下午，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首次将省级发布平台下沉到乡村一级，在下党乡举办福建省“决胜全面小康，决战脱贫攻坚”主题记者见面会，邀请下党乡基层一线的6位干部群众代表与记者朋友以及广大网友见面，讲述摆脱贫困的下党故事，让大家找到摆脱贫困的中国密码。

记者见面会现场。人民网 焦艳摄

下党有今天，皆因路“通”

分享人：项忠红 下党乡党委书记

项忠红是下党乡党委书记，她对下党乡的变化看在眼里。

项忠红介绍，下党是宁德最迟设乡的乡镇之一，也是福建省唯一的“五无”特困乡，那时的下党是“贫困”代名词，最显著的标志是当时没有一寸公路，群众生产生活全靠肩挑背驮，甚至怕把猪养太肥了抬不出去卖，年轻人纷纷奔走他乡谋出路。

项忠红说，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三进下党，访贫问苦，现场办公，协调解决下党的公路、水电建设等，希望下党在脱贫发展中更新观念、拓展思路。

下党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，坚定地走出了一条属于下党的发展之路。如今下党开通了5条通乡公路，省道S207线寿宁下党至尤溪段公路有望于今年国庆期间通车。

路通了，产业活了，游客来了。

2015年初，下党抢抓机遇，注册“下乡的味道”品牌，植入消费扶贫理念，开创了全国第一个扶贫“定制茶园”，利用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，安装可视化终端解决了从茶园到茶杯消费盲区的问题，向全国募集爱心茶园主。

这几年，下党深化了“公司+合作社+农户”的发展模式，把全乡的茶农都纳入合作社管理，一方面保证了茶叶品质，另一方面保证茶农可享受高于市场价20%的茶青溢价补助、参与公司年终利润分红。

令项忠红倍感骄傲的是，今年除了春茶联合社累计向农户发放春季溢价补助款61.6万元外，下党“定制茶园”扶贫模式入选国务院扶贫办向全国推广的12则精准扶贫案例；“下乡的味道”项目先后入选“2018年网络扶贫优秀案例”“第二届中国优秀扶贫案例”。

项忠红介绍，近些年，下党整合自身旅游资源，着力发展乡村旅游，这里有习近平总书记“三进下党”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，有国保单位贯木拱廊桥单拱跨度世界最大的鸾峰桥，还有“百口同堂、五代同居”的优良家风、“功在家国”的爱国情怀......下党绿水青山、人文历史开始显现旅游价值，仅2019年到下党游客就达18万人次以上。

游客的到来催生了一批农家乐、民宿和旅游业态的发展，很多年轻人返乡发展，也吸引了一些有识之士到下党创业。下党现有民宿20多座200多个床位、农家乐9家可同时接待1200多人。

2018年下党“摘帽”了。目前，全乡建档立卡贫困户117户508人全部脱贫；2019年全乡农民人均纯收入14777元，是1989年的70多倍。当家门口的道路越来越宽，产业越来越多元，收入越来越高，下党的乡亲们不时会发出感慨“现在是修大路致大富的好时代”！

下党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

分享人：刘明华 下党乡退休干部

刘明华，是下党乡原党委副书记，与下党结识至今已经33年。今天，他分享了3个时间节点故事，带领大家感受“滴水石穿”的变化。

1989年，下党迎来蝶变。

1987年10月，刘明华被当时寿宁县委选派到下党村开展建乡前期筹备工作。“当时我对下党的第一印象并不好：人畜混居，村里通往外界没有公路，百姓生产、生活全靠肩挑背驮。没有电灯，百姓家里用火篾、油盏照明。人均年纯收入不到200元。”

刘明华说，当时寿宁县城到下党，需要坐车到下党隔壁的平溪，然后从平溪的上屏峰村徒步爬数座山头，走过约15公里、花费约3个多小时，才能到下党。

偏僻、贫穷的下党从1989年开始迎来蝶变。

1989年7月19日，时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同志乘车近3个小时、步行2个多小时，冒着酷暑到下党乡访贫问苦，帮助解决发展难题。

“要致富先修路”，这是当年下党最迫切解决的第一件大事。宁德地委支持下党乡建设资金72万元，其中32万元用于公路建设、40万元用于建设电站，以解决无公路、无电问题。

当时下党乡亲既激动又兴奋，纷纷感慨“下党有希望了，有钱什么事情都好办”。1989年7月26日、1996年8月7日，习近平同志又两次来到下党，协调解决下党建设发展难题。

刘华明说，“三进下党”，体现的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于脱贫工作始终如一的关注重视，对于百姓生活的深深挂念。这是下党乡亲最大的福祉。

2000年，下党陆续开始涌现一批又一批的致富能人。

杨尚标是其中的典型人物。2000年，杨尚标种植茶叶、水果等经济作物，建起茶叶加工厂，年纯收入11多万元，当上了村主任，带领村民奔向脱贫致富之路。

那年以后，下党乡亲们除了种植茶叶、水果等经济作物，还有的乡亲外出开起超市、办起工厂等，不断扩宽致富门路。可以说，那时在下党，有了“产业”的概念，为后续下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2018年，下党脱贫“摘帽”了，“我们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了封信”。

“去年7月，怀着感恩之心，我们几个乡亲合计，要给习近平总书记写封信，向他报告下党脱贫的喜讯。”

刘明华说，没想到，信寄出去后，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回信了。他祝贺下党乡实现了脱贫，希望乡亲们继续发扬滴水穿石的精神，坚定信心、埋头苦干、久久为功，持续巩固脱贫成果，积极建设美好家园，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。

下党的变化是干出来的！幸福是奋斗出来的！

“立制”“扶智”“扶志”脱穷帽

分享人：吴通华 寿宁县委报道组负责人

吴通华，是生在下党、长在下党的一名新闻工作者，今天，他分享了3个关键词故事。

第一个，是“立制”。

吴通华讲了一位驻村干部的故事。

2004年，吴通华到下党乡上党村采访，一位驻村干部的话让他深受触动：“我终究是要走的，但留下什么东西呢，当然最好的就是制度。”

这位干部用行动做了证明。驻村后，他狠抓党支部堡垒建设，加强村两委领导班子的自身建设，推进村务管理制度化、民主化和规范化，还建立并健全村两委议事制度、财务制度和工作制度，大事集体研究，改变以前“村官不理旧账”的做法。

三年之后，上党村水泥路通了，村变美了，人变勤了，实现了“脱胎换骨”的变化，也带动了下党乡的其他村落进行制度建设。

第二个，是“扶智”。

扶贫必扶智，扶智是拔穷根前必须要迈过的一道坎。

早些年，吴通华在下党目睹了这样的一幕：一些偏远山村群众生病了，家人没有送他上医院，而是请所谓的“法师”到家里来“驱魔”，钱财花光了，人也病死了。这些愚昧、迷信的做法让原本贫困的家庭、村庄雪上加霜。

近年来，吴通华注意到，当地党委政府把扶智和治愚摆在工作的重要议程，狠抓教育事业，完善基础设施，提高师资金队伍力量，每年开展文化科技卫生“三下乡”活动、普及乡村图书室、举办“乡村课堂”、电商培训等多种方式，帮助贫困群众破除各种陋习、转变思想观念、弥补智力短缺的问题。

此外，在寿宁县开展“千名干部走千家访万人”活动中，挂钩结对帮扶干部不仅送去扶持资金，还通过扶思想、扶观念、扶信心，帮助贫困群众树立摆脱贫困的信心和勇气。

第三个，是“扶志”。

因为“扶志”，下党更多村民摸到了致富门路。

在下党乡杨溪头村，农民罗兴堂早年困守几亩农田和茶园，收入很少，一家人连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，被列入建档立卡贫困户。在帮扶干部的帮助下，他向农信社申请一张5万元的精准扶贫卡，种植了20亩锥栗，15多亩金观音、金牡丹等新品种茶叶。3年后，罗兴堂的收入与以前大不相同，茶叶从原来的每公斤只卖2至4元到每公斤卖到20元至40元，比原来的多出十几倍，终于摘掉了贫困“帽子”。

在下党困难群众中，“等”“靠”“要”的思想已成为过去，奋斗、创业成了主旋律，一步一个脚印走出脱贫路。

返乡创业6年，成致富带头人

分享人：王明秀 寿宁县民宿茶叶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

王明秀，今年39岁，是下党乡下党村的一名返乡创业青年。返乡6年间，他与团队一起创办茶厂、打造“下乡的味道”品牌，开创了全国第一个扶贫定制茶园，开办“下党的味道”农家乐、巧媳妇咸菜馆等，带动群众增收。

王明秀坦言，创业并没有那么简单。“刚回到村里，也摸不着要做什么，直到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曾守福叫我去参加全国致富带头人培训后，我才有了创业助农思路。”

怎么助农？在下党，最多的就是茶叶，但是全乡没有一家茶厂。为了改变村里历来茶贩低价收好茶的困境，王明秀与几位村干部商量后多次后，决定采用“公司+合作社+农户”模式，创办蓉党茶叶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，成立茶叶公司和加工厂，还注册了“下乡的味道”品牌商标。

然而，新模式一启动，很快就遇到难点。统一管理、采摘、收购“一条龙”运作方式对农户来说太过新颖，第一年，王明秀只吸纳了29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和30户茶农加入合作社。

“由于我们都按比市场价贵一些的价格收购社员的茶青，经过一年尝试，这59户都受益了。”王明秀说，看到“吃螃蟹”的人获得回报，第二年，全村剩下的50多户都纷纷入社。那一年，茶园种植规模也达到了600亩。此后，他还推出中国首个可视化扶贫定制茶园项目，吸引很多企业来租茶园。

6年来，王明秀通过打造“下乡的味道”这一品牌，使每亩茶园的收入从2000多元增加到了6000元，社员收入翻倍，村集体年增收10万元以上。入社的31户贫困户全部脱了贫，其中26户还盖起了新房子。

今年，寿宁县出资把王明秀团队的茶厂收为国有公司来运营，吸纳全乡10个村的茶农入社，将定制茶园可追溯系统安装推广到全乡3800多亩，社员增加到609户。

有党和政府帮助，再难也能挺过去

分享人：但利 下党乡下党村村民

“这几年如果没有党和政府、各位领导的关心帮助，不敢想象，像我这样的家庭，日子该怎么过下去。”但利回忆起自己从贵州贵阳嫁到下党乡下党村这二十几年的生活，感触颇深。

“尤其是1998年，当时真觉得就像天塌下来一样。”但利说，那一年，先是小叔子患癌去世，没多久，婆婆也被确诊癌症晚期，为了满足婆婆回下党养老的心愿，但利丈夫提前回乡建新房子。然而，在一次做工时，因为不小心从楼上摔下，原本右手残疾的丈夫摔断了腿。

屋漏偏逢连夜雨。但利说，“当时到了医院，看着躺在床上不能动弹的老公，想着家里生病的婆婆跟三个还不懂事的孩子，常常晚上一个人偷偷流眼泪。”

丈夫出院后，一家人抱着走一步算一步的想法回到下党。“那时候看病基本花光了所有积蓄，我们回来没有工作，还住在破旧的老房子里，老公刚出院还只能躺在床上，就我一个人照顾全家老老小小，好几个月连一分钱的收入都没有。”

下党乡了解到但利一家的困难后，把他们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，很快给一家人都办了医保。“换了医保用药，婆婆一个月药钱从原来的两万多变成了几千块，大大减轻了我们家里的负担。”紧接着，乡里还帮但利跟县里的新华书店协调了在村里书店卖书的工作，还能照顾到家人。

有了工作，加上低保，但利一家的生活慢慢有了起色，但党和政府的帮扶仍在继续。

寿宁县安排一名干部挂钩但利家，定期走访，帮助解决生活困难；政府还提供了6.1万补助，有了这笔钱，但利一家搬进了新房；但利的大女儿考上大学，还能享受政府助学金；每年家里还能领到几笔固定帮扶资金。

“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，我们家也终于摘下了贫困户的帽子。”

摘帽后，但利一开始还担心一些待遇会被取消，而实际上，党和政府提供的帮助却越来越多。

“去年乡里给我安排了一个公益性岗位，帮忙照顾古村一条街店铺卫生，让我又多了一份收入；乡里照顾我老公手脚不便，没法干体力活，打算教他画画谋生；今年更是把我们一家都纳入合作社带动增收，生活是越来越有保障，日子也越过越有希望。”

但利一家对于这些帮助，非常感恩。“有党和政府的关心和帮助，再难也挺得过去；有党和政府给我们引路，更好的日子还在前面等着我们，只要肯干一定能够致富奔小康。”

为投身家乡建设积蓄足够力量

分享人：王雨昕 下党籍北京大学在校学生

王雨昕是下党人，但从小在寿宁县城长大，因为奶奶和叔叔生活在下党，她时常回到下党。

她对下党的印象很特别，对下党的感情也很特殊。

回忆起小时候每次回下党前，她有“两怕”。一怕坐车，因为铺满黄土的公路弯弯曲曲，一趟车下来胃里早就翻江倒海，遇上下雨天，道路还泥泞不堪，更让人头晕目眩；二怕进屋，奶奶住的老房子破旧，陈年木地板也经不起踩，不知道一脚落下去会有什么后果。

“奶奶告诉我，在我父亲还是孩子的时候，家里更贫困。爷爷早年去世，家里失去顶梁柱，为了供孩子上学，奶奶四处揽活，省吃俭用，到了‘家徒四壁’的境地。”

这些年，下党的面貌焕然一新，王雨昕对下党的印象变成了“次次回老家，次次有变化”。

以前的黄土公路变成了柏油路，寿宁县城到下党的车程从3个多小时缩短到1个半小时以内；老房子做了修缮，门前沿河的公路修建了护栏，房后的小道重新铺了石板；室内卫生条件也有了很大的改善，厅堂干净敞亮；叔叔还在内村建起新房子，各种家具家电一应俱全......

随着下党红色旅游的开发，展览馆、茶馆、客栈等设施相继建立，文昌阁、鸾峰桥内涵更加丰富。王雨昕说，现在假期回下党，不再感到无聊，而是有处可去，有知识可学，有精神可体悟。

吃水不忘挖井人。作为一名从下党走出来的大学生，王雨昕深知家乡对发展的迫切需求，虽然已经脱了贫，现在还要致富，还要跟进文化、卫生等多方面的建设。她说，要实现农村振兴，非一日之功，需要“滴水穿石”的精神，需要几代人的奋斗与传承，需要代代青年投身家乡建设，为发展注入源源活力。

“作为新一代的大学生，我们的生活和学习条件比父辈要好得多，有机会进入高等学府，跟随博览五车的教授老师学习，开拓广博的视野。因此，我们更应当把握住学习机遇，把自己培养成学有所成的青年知识分子、蓬勃向上的有志青年，为投身家乡建设积蓄足够力量。”王雨昕说道。

不忘初心、砥砺奋斗，过去的下党，一步一个脚印走出脱贫路。牢记嘱托、感恩奋进，如今的下党，站在新的起点上，行稳致远，谱写乡村振兴发展新篇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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